1992年11月，我國海峽交流基金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舉行香港會談，雙方對於「謀求國家統一」和「一個中國」均表認同，但「一中」的認知有所差異，成為今日的「九二共識」，不過受訪的我國前大使坦言，大陸不會接受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各表」論點，而在外交戰場上，大陸不打壓是理想狀態，深化國家競爭力且理性看待與大陸關係才是上策。

擁有近40年外交資歷的前駐法國代表呂慶龍強調，外交應該超越黨派立場，爭取國際支持，直言兩岸與外交有絕對因果關係，「採取對抗模式，只會造成互動僵化」，而我國外交面臨的最大挑戰，即是大陸打壓，對此曾派任駐海地大使的呂慶龍說：「我們當然期待大陸更理性對待台灣，特別是針對台灣參與國際的部分，但務實面來看，大陸大概不會鬆手，除非台灣投降。」

呂慶龍提到，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之前，美國與法國曾建議「雙重代表權」，「把安全理事會的席次讓出來，但我們還是留在聯合國內，可是大陸也不會接受，那時都不接受，怎麼可能現在變成說，容忍你台灣去做各項跟他平起平坐的國際參與，這個就是所說要理性的地方......他（大陸）會打你的目的，就是所有做外交的人，都要對北京有所交代」。

「罵我們這些外交人員不用功、不努力，才會走不出去，這只對了一部份」，呂慶龍說，「最癥結的是兩岸關係，1999年兩岸關係處於穩定情形下，能夠做國際參與，講起來很遺憾，必須看中國是否採取不反對的態度，如果他一反對，我們就要理性去看待，因為世界各國都會在意他們與中國的雙邊利益」。他直言，理想面要心想事成，就要看背後實力。

呂慶龍表示，大陸對我國的外交打壓是因為大陸內部體制因素，「因為要給上面交代，我國就成了無辜受害者」。呂慶龍也說，我國邦交的演變與兩岸關係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兩岸關係若無法用理性、高度智慧處理，處於對抗或僵化局面下，台灣要做更多國際參與就會無時無刻遭到不公平待遇」，同時強調要能夠了解大陸今日樣貌，「也呼籲大陸用心了解，為何今日台灣不接受大陸片面決定」。

「台灣的各項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毫無貢獻，又硬要說我們（台灣）是你（PRC）的，請問這樣要不要接受？」呂慶龍指出，台灣已是什麼都可談論、社會多元、國際互動頻繁的國家，「兩岸未來走向當然可談，但不應預設條件、要接受你的先決條件才能談」。他還說，理性看待統一的話，代表日後生活在同個屋簷下，但還沒住一起就穿小鞋、不給尊嚴，這樣不利雙邊了解。

同樣擁有外交資歷40年的前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則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掌權至今，已鞏固政治經濟權力，且計畫以2個百年實踐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分別是2021年的中共成立百周年及2049年的PRC建政百周年，「這是周邊國家的夢魘，更是台灣的惡夢」，直言大陸對台灣的打壓不會收手，因為大陸想洗刷百年屈辱，收復台灣是最後一塊拼圖。

林松煥表示，九二共識所說的「一個中國」即指「PRC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九二共識就是否定中華民國（ROC），中共只談九二共識，絕不談『一中各表』，『各表』只能在中華民國境內說」，直言經濟命脈依靠敵對政府是凶多吉少，經濟立刻會被掐住，因為「中共可藉由民主自由伸進看不見的手」，並以香港為例，「一國兩制早已是幌子，如今用相同手法對付台灣」。

「奉勸大陸真的想要統一，重點在爭取台灣民心，不是打壓脅迫或各種看不見手段干預，這樣只會有反效果」，林松煥說，「大陸該做的是內部自行改革，更加民主、開放、包容，只要朝這方向做，台灣對大陸就毫無敵意」，但也提醒「不應自己弱化自己、敵我不分，對真正危機不了解、唱和中國，這種情況應該警惕」。外交部前政務次長夏立言強調，所有執政者都有責任找出方法，讓兩岸可交流。

夏立言是我國首位出任大陸委員會（陸委會）主任委員的職業外交人員，對於我國與大陸之間的難解問題，夏立言點出「什麼是一個中國」即是兩岸問題的核心，「但這個問題短時間內不太可能解決，所以雙方要坐下來談，過去陳水扁總統與現在蔡英文總統都表示，『一個中國』可做為議題討論，但對岸希望是做為『前提』才能坐下來談」。

「馬英九總統時期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將『一個中國』的問題擱置，兩岸就可以討論司法、貿易、飛航等互助交流協議和實質互動」，夏立言說，「對岸的立場一向如此，而馬英九總統不過是找到一個方式擱置爭議，所有執政者都有責任找到一個解套方式讓兩岸可以互動交流，而不是一味稱對岸惡意，阻絕雙方的交流」。

呂慶龍強調：「台灣沒有理由受到國際社會不公平待遇，但我們也沒理由走悲情主義，因為今天可以告訴國際社會，我們脫離貧窮，甚至回饋國際社會......當大陸發生天災人禍時，我們的愛心並未因兩岸政治情況而受到阻礙......在這種情況下，兩岸是否要更多交流、理解、欣賞？因為兩岸在不同環境下持續發展，國家發展持續成熟當中。」

「對於兩岸的未來......第一點是交給時間解決，找出兩岸都能接受的方案，不必只有一個，可以很多個，也可以是針對不同領域的方案」，呂慶龍說，「第二點是交給制度和平競爭，意思很清楚，大陸最好不要再文攻武嚇說要打飛彈，台灣人好像不太怕飛彈......要怎麼選？台灣是民主社會，若大陸堅持要14億人口同意，那倒過來講，你不接受我的條件，憑什麼要我們完全接受你的？」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的《建交公報》中，必定會出現的一段話，即通稱的「一中原則」，且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後，我國外交處境愈來愈艱困，除了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我國年輕世代外交人員認為，國家認同與定位是我國推動外交的最大阻礙。

當被問及從外交角度看待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中國）關係時，受訪的部分我國年輕世代外交人員直言，我國與中國就是國與國的關係。「《中華民國憲法》上仍屬於兩岸關係，但實際外交上不可能忽略中國在國際場合的打壓」，陳彭（化名）坦言，「我國外交部應有專責單位針對此情況分析，並擬定主動積極的應對策略」，不過戴楊（化名）點出另個問題，礙於現行體制，外交人員無法充分了解中國。

戴楊表示：「因為我國憲法及行政制度的設計，外交與兩岸事務分由不同機關主管，外交部的人沒辦法接觸兩岸事務，大陸委員會（陸委會）的人沒有外派經驗，因此建議這2個機關能夠有更多資訊和人員交流，不然對外交人員來說，中國就只是個製造打壓事件的國家而已，不能充分瞭解中國，在外交上會看不到全貌。」「護台胖犬」劉仕傑與戴楊擁有相同看法。

「陸委會和外交部的文官應互相流用，體系內才可以了解兩岸與外交局勢情況，而且視野也會變得不同，有助於掌握台商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困境，也可理解美國與中國貿易戰的情勢和影響」，劉仕傑以現任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主任劉結一為例，指出中國任用職業外交人員接掌涉台事務，對台灣本身和台灣外交處境的應對能有全面了解。

自2008年以來，中國國台辦連續3任主任都是由職業外交人員出任，現任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接下國台辦主任職務時以前，就是中國駐日本大使，而王毅的繼任者則是曾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志軍，2018年由中國駐聯合國前大使劉結一接任國台辦主任。我國2015年才有職業外交人員出任陸委會主委，當時是外交部前政務次長夏立言出任，2016至2018年由同曾任外交部次長的張小月擔任。

另外，部分受訪的年輕世代外交人員以「互不隸屬」、「特殊的政府與政府」來看待我國與中國關係，但均認同中國對我國並不友好，周黃（化名）甚至直稱：「（雙方為）敵對國家，外交部應設中國科，由專門單位負責對中國事務。」郭洪（化名）則說，「雙方互不隸屬，但中國企圖消滅台灣國際人格，遂行併吞台灣的意圖」，直言「外交政策應不斷強調我國不隸屬中國的論述與國際（法）實踐」。

「像是需審慎因應中國以所謂『九二共識』誘使台灣取得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國際組織的『觀察員』地位」，郭洪表示，這樣的國際參與模式，與香港及澳門參與國際事務，都要經由中國實質同意和審查無異。除了中國打壓，我國外交遇到的最大問題其實來自自身內部，受訪的年輕世代外交人員指出，缺乏國家認同與定位一致，導致外交政策毫無延續性。

「究竟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公文用語要用訪台還是訪華，這關係到整個外交與決策，對於自我的認識，這個認識會影響到機關的行為以及政策產出」，戴楊表示，「然而這個定位是由國家領導人來決定的......從南海議題來看更是如此，究竟我們要遵守國際海洋法來主張對於南海島礁與水域的權利，還是要從歷史來主張U型線？」

戴楊也說，九二共識則是另個影響國家認同與定位的問題，「究竟兩岸同屬一中？還是主權早已不同？」「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外交在於讓外國認識台灣，不要把我們跟中國搞混，並且尋求各種支持以及突破限制」。戴楊強調：「九二共識變成通關密語，講了就可以達成某種被製造出來的國際突破，但事實上這只會讓國際輿論認為兩邊已經談好，對主權反而是最傷的。」

受訪的年輕外交人員張廖（化名）認為，兩岸關係和國際關係一樣重要，其實本質上兩岸關係就已經是國與國關係，只是礙於我國的特殊處境，無法成為正式國與國關係，「但從實質層面，兩岸從對口單位的運作看來，實際就是國與國關係。」張廖也同意，緊抓著九二共識是在傷害我國主權，「我國與對岸就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主張一個中國，我們也主張一個中國，只會在國際社會上產生混淆。」

徐辜（化名）則直言，外交應該不分黨派，但缺乏一致的國家認同定位，造成在不同政黨執政時外交政策無法一致，並同意最基本的公文用語就是個問題，對內的認同都無法達成共識，對外溝通時更容易造成混淆，「可能幾年內公文是寫ROC（中華民國），接著幾年又都只用Taiwan（台灣），變來變去其實對外溝通時是有些尷尬。」

「如果我國參與國際組織都要經過對岸同意，又要如何在國際場合中挺直腰說：『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進部時間不久的李梁（化名）說，中國同意下的國際參與，以此模式參加WHA、ICAO就是在傷害我國主權，當中國心意一轉又阻撓我國實質參與時，等於我們連實質參與也沒了，「拿尊嚴換實質參與，最後連實質參與也沒有，就會落得兩頭空。」

李梁認為，我國拓展國際空間不能短視近利，追求快速效果，否則就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翁林（化名）更直白表示：「希望我國的國家認同能一致些，讓我們的外交工作突破性強點，不要像以前某任政府那樣，大家還是很忙，但不懂為了什麼目標而忙。」

1933年，第7屆泛美會議簽訂的《蒙特維多公約》第1條對主權國家做出定義，之後更成為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而作為主權國家具備常住人口、明確領土、有效政府及與他國交往的能力，我國符合這4個要素，在國際上卻不到20國給予外交承認，主因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原則」，加上過去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追求「中國」代表權，從「國內」敵人變成國際敵人。

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究竟是怎樣的關係？曾擔任國民黨國際組主任的黃裕鈞直言，對於ROC與PRC之間關係的看法，上個世代是以國家認同角度看待，年輕世代則是價值取向，「而兩岸分治追求中國代表權，現今是否已有定論？」黃裕鈞也提到，美國都有「一中」政策，「只對台灣是否屬於中國還沒定論」。

黃裕鈞表示，過去兩岸處於共產與非共產之間的對立，之後從國內敵人變成國際敵人，但某方面而言是處於競爭關係，因為兩岸分治後，都曾爭奪「中國」代表權，「只是現今對於中國代表權歸屬是否已有定論？兩岸分治70年之後，到底能否用新的方式化解爭議？」黃裕鈞還說，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外交關係是個話術，因為說法和做法不會百分百一致，「但歷史無法改變，就把握有的牌打好」。

曾在我國外交部、國內外智庫任職的年輕學者張陳（化名）直言，我國與PRC現狀處於敵對狀態，因為PRC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該法第8條明文，若喪失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中國可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必要措施，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明確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PRC也講漢賊不兩立」，對於兩岸情況常被拿來與南北韓情況做比較，張陳強調，南韓與台灣的情形差異極大，不僅歷史背景差異大，發展途徑也不同，「南韓民調支持統一，除了是韓國人民族認同，還有他們有信心統一後，不會被北韓治理......兩岸不單是政治因素，認同和文化因素的影響更大」。「事實上（台灣）就是實質獨立」，國際法專家宋承恩表示，「最大的難題是一中原則」。

宋承恩是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有代表我國進行國際訟訴談判經驗，他明確指出，我國具備《蒙特維多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中的國家4要素，「但自1949年開始，我國變成不被承認的國家」，一中原則是主要障礙，「兩蔣時期也主張我國代表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宋承恩直言，美國與中國簽署的《上海公報》讓一中原則逐漸成形。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不僅是美國與中國簽署的第一個聯合公報，也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首度正式表態「不表異議」（not to challenge），而依據該公報，中國堅決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台」、「一國兩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活動。

宋承恩說，隨著「一中框架」的確立，想解決台灣問題就必須顧慮中國立場，美國也不例外，但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維持與台灣的關係，並與美中「三公報」形成自己的「一中政策」，和中國的「一中原則」截然不同。「法理上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可能」，宋承恩稱，「美國不認為台灣是法理上獨立的國家，但用政治文件確保台灣被以『國家』模式對待」。

「我國無法加入聯合國的主因就是法理上不被承認為獨立國家，中國態度是最大障礙」，宋承恩表示，「中國的政治教條就是不接受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但統一前的東西德、現在的南北韓在進行政治和解前，都接受互相為獨立國家。要不要統一是另一回事，但（兩德、兩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且都以國家地位談判」。他也坦言：「一中框架非常龐大，而國際採共識決，很難推翻中國立場。」

宋承恩強調，對抗中國打壓，國內團結比國際支持有效，「（國家）認同非常重要，中國很重視台灣的統獨認同，且在意『天然獨』現象......由於（在台灣）國家意志難以凌駕人民意志之上，中國才會那麼積極影響台灣民意和輿論」。另外，宋承恩直言，從國際法角度來看，兩岸明確不是交戰狀態，「交戰需有持續性武力行動，因此不可能這70年都是武裝交戰局勢」。

「國共內戰未停的論點是人造出來的，只要說是『內戰』，就代表對方可動用武力」，宋承恩強調，「所有（中國）軍事繞台、偵測行為都會變得合法合理......中國此舉是要讓國際習慣中國對台灣的主張合法......達到正當化使用武力的目的」。宋承恩表示：「台灣若無相關法律反制，不符合台灣利益。」

我國符合《蒙特維多公約》中的國家4要素，但因歷史因素，導致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承認為主權國家，因此法律層面處於模糊狀態，儘管雙方實質上都是主權獨立國家，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陳方隅直言，由於中國極盡所能打壓台灣，「雙邊屬於敵對關係」，而台灣數位外交協會理事長郭家佑則指出，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處於競爭關係。

不過曾在外交部、聯合國機構及美國智庫工作的范姜（化名）表示，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之間本來就不屬於「外交關係」，因為外交與兩岸關係位階相同，只是兩岸關係具優先性。但身為外交人員眷屬的陳方隅稱，中國在外交場合極盡打壓台灣，「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場合、不管是民間的或政府間的都是如此，所以雙邊關係可以說就是敵對的關係，而且中國就是不斷霸凌台灣的一方」。

陳方隅說，我國始終強調要與中國交流，也從未提高過任何交流門檻，但中國禁止遊客來台，還挖走邦交國，「破壞現狀的一方一直是中國」，指出中國不斷要把兩岸事務國內法化，像是刑案管轄權及核發形同中國身分證的「居住證」，「台灣則應想辦法把兩岸事務國際法化，而在持續對中國釋出願意交流的善意的同時，也要維持現在守護主權的狀態」。

「我們就是面對中共壓迫，所以國家地位不正常，很多地方無法獲得國家應有的待遇」，陳方隅稱，「但因實際上我們就是一個國家的運作模式，大部分國家都會和台灣維持表面非官方，實質上是官方形式的互動關係」。中共打壓是問題根源，陳方隅還指出，我國自己也很難說清楚與「CHINA」的關係，「到底該用怎樣的名義對外，這議題在國內非常分歧，自然很難一致對外」。

陳方隅直言：「應該先把國號中的CHINA改掉，或許像是中華電信採用CHUNGHWA（中華）拼音是不錯的作法，然後像是國徽這種象徵意義的符號也可更換，此舉帶來的影響比改國旗、國歌還要輕微，但象徵意義很大。」范姜則強調，兩岸最終一定會步入深水區，進行政治談判，我國立場不同的政黨必須對此達成基本共識。

「我也有和大陸人談到敏感話題過，但都會以理回應」，范姜表示，大陸那邊有固定說詞，會一直重複，最常講的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兩岸要統一，「不過我會回說，也要看最後是誰統一誰」。另外，台灣人進入聯合國工作，無法迴避敏感的國籍選擇，范姜則說：「對我來說，中華民國（ROC）也是中國，因此國籍選項中的CHINA是我認同的中國。」

隻身前往巴爾幹國家科索沃，為台灣與當地搭起數位橋梁的郭家佑則認為，我國與中國處於以小搏大的競爭關係，「中國習慣採取銀彈攻勢，台灣則擅長游擊戰，兩者資源並不相同，台灣卻一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其實南韓這類中型國家才會是我國的競爭對手」。郭家佑表示，中國的競爭對手是像美國那樣的強權大國，「我國屬於輕量級，卻想要越級挑戰」，反而未真正研究潛在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