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能力是作為外交人員的必要條件，不過我國做為中型國家，難以像美國或大陸一樣，針對少數語言專門培訓人才，因此利用有限資源，務實地培養人才相當重要。由於我國外交人員幾乎都以國家特考錄取為準，對於是否要聘用非特考錄取人才，部分受訪的我國前大使認為，國家考試具公平性，且應尊重文官制度，但也指出，人員晉用應多元化，因為考試答得好不見得會做事。

「假設派駐法國期間，若不會法語，會有機會上當地的國際廣播電台、菁英電視台嗎？」法語組出身的前駐法代表呂慶龍說，「不可能帶翻譯去，這樣也不會有人找訪問」，並提到駐法期間，有時來不及上節目，「電話專訪錄音就直接播出去，這就證明語言能力有多重要」。呂慶龍也強調，不論是不是外交人員，任何人學語言最基本的是「要告訴自己能夠學好」。

不過英語組出身的外交部前政務次長夏立言表示，我國的資源不可能培養太小眾語組的人才，「若要訓練語言人才，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外交人員派到當地去，前半年學習語言基礎，接著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他強調，我國做為一個中型國家，最重要的是找到我們的利益與安全重點在哪裡，在有限的資源中，務實地培養人才，而我國最需要的是經貿人才。

「外交人員在全世界都肩負推廣國家經貿的責任」，夏立言說，「要負責幫台商找機會、找資源、找投資和引導台商到有商機的地區發展，還要和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動加入區域經濟貿易整合。過去認為外交人員只需要跟美國國務院跟其他國家的外交部打交道，經濟事務交給經濟相關部門，這種觀念要改變」。同為英語組出身的前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也認同需要經貿人才的重要性。

林松煥指出，「經貿外交應成為駐外重點工作」，更建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外交部合併，「才能對外打仗......而外交部缺乏經貿支援，在非邦交國家做外交很辛苦」。談到與其他部會合作，加上我國外交受兩岸關係影響，對於外交部與大陸委員會（陸委會）交流部分，我國首位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女董事長、第2位出任陸委會主任委員的職業外交人員張小月表示，早期外交部與陸委會有互派人員，「因為兩岸關係不會只是台灣與對岸的事，而是與整個國際情勢相關」。

張小月提到，我國外交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對岸不承認我國是主權國家，而許多駐在國政府也會想從我國這邊，來理解大陸內部的局勢發展，因此外交部與陸委會交流合作有其必要。夏立言作為首位從外交體系涉入兩岸業務的陸委會主委，從內部角度指出，其實陸委會與外交部是有交流，只是交流不多，當然可以再增加多一點互動，「但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政策要有一致性」。

「不管外交部還是陸委會都是公務人員，都必須要遵守國家政策」，夏立言強調，「因此國家方向政策對了，很多事情推動就很容易，方向和常識判斷很不合理，執行起來就很困難，同時也很鼓勵未來能讓多一點外交人員加入陸委會」。除了語言，身為我國首位派駐邦交國女大使的張小月認為，外交人員的個性特質很重要，「有韌性、正面樂觀」，且對各領域都要盡量學習認識。

林松煥則強調，外交人員對自己的國家要有實質了解，「很多外交人員是菁英人才，可惜卻不了解自己國家，對外交涉才面臨困難」。此外，外交人員同時要有信心，不斷充實自己，增進對情勢的了解，「有時契機沒掌握就錯失了」。呂慶龍也說，「把握當下」非常重要，並舉例指出，當駐在國媒體就某議題來電詢問我國看法時，若無法當下回應，恐怕就錯過這次透過媒體發聲的機會。

問及任用非外交特考錄取者進入外交體系工作，呂慶龍與夏立言都明確表示，維持和尊重文官體制的重要性。「文官制度確保公平性，沒有非專業性選擇」，呂慶龍稱，以前外交特考曾有限制特定科系畢業生才能考，但現在已無此限制，「有本事考得過，外交部歡迎各領域人才加入，因為是經過國家考試，具公平性，沒有歧視」，強調外交人員也不一定都學外交，也有不少同仁是理工科系畢業。

「若要談特定的專業議題，要去談的是專家，不是外交人員去」，呂慶龍說，這樣特定領域的專業人才進入外交部後，可能只單做專業領域業務嗎？若同時處理外交人員應做的接待外賓、洽訪行程等作業，原本擅長的專業領域能力，恐怕會落後部外有時間研究專業領域的專家，「國家文官體制不好好維持的話，不僅專業價值未受尊重，也是羞辱國家全民」。

夏立言則表示，「最重要的是，派一個非文官的人去做一個文官應該做的工作，是對整個士氣的打擊」，強調美國、日本都有政治任命制度，「但政治任命與考試進去的文官要有區別，制度的建立很不容易，制度的破壞卻很簡單。文官經過公平考試篩選及部內的長期訓練，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本來就是文官的職位，應該要派具備文官資格的人去做」。

林松煥認為，外交人員晉用要更多元化，「外交人員有許多特質比紙筆測驗還重要......外語好不代表能處理事情，語言和處理外務是兩回事」，表示任用社會各界具傑出表現人士，才能充分反映台灣社會多元結構，「溝通整合能力很重要，而非只會坐著寫考卷，必須是充分了解國內的戰將」。另外，林松煥也建議，考核駐外使節的模式應該更多元，「不能只著重在簽署多少協定」。

林松煥也說，外交人員要能夠應對媒體、民意代表和老百姓，「只是人民被過度保護、不夠獨立......民眾要意識到，部分要求已超越國際共通的標準」。夏立言直言，國人對外館期望不合理過高，「國人要清楚什麼行為是外館可幫忙，什麼不是」，強調外交部立場要很明確，外館有責任處理急難救助，但要在合理範圍內，且當外館拒絕國人不合理要求時，主管應拿出肩膀，支持外館同仁的決定。

「應該讓外交回歸專業，不屬於外交核心的業務就應逐步剔除，讓外交團隊可以成為精英部隊......否則現在的外交部是一支甚麼都要做，甚麼都要會的雜牌軍。」問及我國外交體制需要改革的部分，大部分受訪的年輕世代外交人員認為，部內作業缺乏效率，且職場文化讓人變得壓抑，而部內並不缺人才，問題在於如何留住人才，並讓人才有發揮能力的空間。

莊吳（化名）表示：「會計、資訊、經貿、文宣、媒體等專業由非專業外領人員從事......應參考美國作法，把專業領域開放給具業界經驗人士，以契約形式從事外派任務。」周黃（化名）也說：「同仁大半時間處理行政，剩下的時間處理僅具形式的數字外交，也就是累積漂亮的數字，卻缺乏整體外交戰略做為參考，即使累積充足人脈，也會白白浪費掉。

「我國外交人員相較於其他國家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處理行政，尤其是彙整資料相關業務，平均每年須填覆的表單近千件，且多半純屬形式的例行表單」，周黃強調，「非工作重點就應捨棄，而不是通通都做，導致大量浪費外交資源。」翁林（化名）則說，部內並非沒有發現許多不適任的冗員，但檢討時只針對新進年輕同事，而非認真思考汰除已進部的不適用者。

翁林更直言：「部內體系封閉，老一輩都說穩穩做年資到了就可以往上升，不需要學習新知，連國際關係的書都不閱讀，對世界無好奇心，對網路很陌生，語言能力也很差......升遷過分注重年資，職場環境對女性也不友善，甚至暗示工作期間懷孕會影響外派。」

「人事異動跟人員配置一直都是為人詬病之處，主要問題是職級愈高、空缺愈少，面對同樣年紀與資歷、考績都是甲等的人員，你要讓哪一個人升遷？」江謝（化名）說：「然而你能外派到哪個館，回到國內要去哪個司處，都是靠『口碑』，這不是客觀的考量，即使你能力及格，若與長官、同事不合，你也沒有機會。」郭洪（化名）則直批：「一切以館長好惡為最主要依歸，駐外館員多數缺乏（不敢）有個人判斷能力。」

翁林點出我國外交人員外派的特殊慣例，即首次外派者只能做行政業務，「就是因為資深同仁年輕時只做行政，缺少闡述國家政策及對大眾演說的機會，部分館處首長都未必能以英語進行公眾演說，何來在駐地與外國政府交往能力？」「護台胖犬」劉仕傑坦言，部內的保守風氣難改，「這與哪一黨執政無關，新人進部後都被形塑得愈來愈保守」。

劉仕傑提到，與自己同期進部的同仁，已有人相繼離職，且不乏當年榜首，「考上外交特考都很厲害，但為何會讓這些人想要離開，為何會讓年輕外交人員感到失望？」劉仕傑認為，島國培養出的模式應該是應變迅速，可是現行體制卻是大陸化作業，「資深人員不願意去正視這個問題，因為去面對問題，就是承認過去作業模式有錯」。

談到部內極為重視的公文作業，劉仕傑直言，由於外交處境受限，我國能參與的國際會議固定就幾個，因此把時間都花在很瑣碎的準備作業上，倘若局勢改變，像其他國家一樣每天有數場談判，「我國是否有能力承擔正常的國際組織工作量？」而在語言訓練方面，劉仕傑說，美國外交人員很願意花時間學習新語言，為了職涯期間能不間斷的學習語言，我國應考慮給予帶薪出國學語言的機會。

「做外交不用過於保守，但部內太緊繃，讓人變得缺乏鬥志。」曾競選台北市議員的劉仕傑，為了打選戰而開始操作社群媒體，談到我國開始推動數位外交，他也直言：「社群操作應該要打到點，內容有哏才有擴散作用，因此部內的社群數位宣傳也許可以更靈活、更有創意，讓年輕同事儘量發揮，美國在台協會（AIT）臉書的影片常常就滿有哏的。」

儘管外交部打算以彈性的管道任用人才，但既有的作法恐怕對考試選才的錄取者造成不公平。2019年外交部派31歲、有「口譯哥」之稱的趙怡翔出任駐美代表處政治組長，趙怡翔「年紀輕輕」即擔當重職，引發爭議。江謝指出：「口譯哥升職的位子，是一般正常升遷管道需花費10幾年才會到達的，我認為依照既有的正常途徑是比較好的做法。」

江謝表示：「以前蔣中正時代，曾以不同管道任用外交人員，這些人可能在外留學，因緣際會到外館兼職，畢業後透過特殊考試進到外交部，一進來就當中階主管，但這些考試早取消了。」江謝認為，外交工作注重的交際手腕與人脈，是「考試測不出來的，合適人選容易因為不擅長考試，成為遺珠之憾」，但要如何改變既有選才體制，又不會對國家考試錄取者造成不公，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外交人員的養成需要全方位的訓練，包括語言、談判以及對國際法規的熟悉，懷抱滿腔熱忱，進了部內後卻只是每日被堆積如山的公文消磨，這讓進部不久的徐辜（化名）很無奈。徐辜直言，進了部內之後感受到官僚體系的行政程序還是佔工作內容很大部分，把時間都花在很瑣碎的事情上，但真正關鍵的實戰談判能力訓練卻很有限。

戴楊（化名）表示，我國外交人員在國際現實和組織框架下，會有不一樣的性格與行為，「但希望我國外交人員能夠比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彈性與求生意志」，同時強調「無論是上下，平行單位、人事制度等，希望能夠提高不同層級表示意見的機會」 戴楊也強調：「部內不缺人才，而是組織上有時候限制太多，反而造成不能發揮的情況」。

原班機取消要搶別家機票、盤纏用完沒錢可吃飯，甚至是要求代購限量版紀念品，我國駐外人員接到的「急難救助」五花八門，部分完全不符合「急難救助」需求，外交部原先的善意遭到部分國人濫用，受訪的年輕外交人員無奈表示，若有國人向部內反應，前線駐外人員就會被「關切」，加上外館人力吃緊，導致駐外人員面臨「內外夾攻」的龐大壓力。

外交部2011年設置「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供國人遭逢急難事故時撥打使用，但善意的服務卻遭部分國人濫用，2017年更傳出駐外人員拒絕協助搬書，遭到我國知名作家怒批「有什麼（比搬書）更重要的事」。江謝（化名）強調：「外館應是針對緊急狀況提供幫助，像是恐怖攻擊、天災或有人身安全疑慮時，駐外人員才必須立刻幫忙安排班機、協助安置旅客。」

面對種種不合理要求，我國駐外人員還被部分民眾酸「不給力」、「找中國大使館」較有用。2018年9月，燕子颱風襲擊日本關西，傳出「中國領事館派專車進機場救援，台籍旅客也可以上車」的不實消息，甚至還有網友抱怨，「大阪辦事處人員接聽求助電話的態度冷漠」，而我國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承受民眾、媒體及外交體制問責的多方壓力，終究被壓垮，我國遺憾折損1名優秀外交人員。

「急難救助做得太卑微，對國人無理要求也不敢拒絕」，翁林（化名）透露親身經歷，曾在懷孕期間接到急難救助電話，「遺失護照的國人要求一定要周末趕製護照，因為急著搭機，可是周末大眾運輸班次少，民眾也不一定在約定的時間準時抵達，當時我挺著大肚子搭車去辦公室，幫國人趕製護照，後來發現對方其實不用趕在周末拿護照，因為班機是在4天後」。

「我必須強調，台灣是全世界少數提供旅外國人求助專線的國家」，江謝表示，「不少外館的做法是，每周輪流1位人員攜帶專線電話，輪值者7天24小時都要待命，簡直就是惡夢。吃飯、洗澡、睡覺都要放在旁邊，而且外交部會測試輪值者是否恪守崗位，從台灣撥打這條專線，人員如果沒接到電話，可能就會被加入黑名單。」

周黃（化名）則表示：「部內漠視國人長期濫用急難救助，使得情況變本加厲，部內不在乎案件是否屬於急難救助，凡是國人有要求，均須回應，尤其是國人寫部長信箱，前線人員都會被部內『關切』，導致不論是否理由正當，基層人員都容易被要脅去處理，『吵的人有糖吃』的濫用急難救助現象層出不窮。」我國外交部2018年10月表明改革意願，並研議新作法。

除了要當旅外國人的褓姆，駐外人員還會被迫充當我國政府官員的「旅行社代辦」，「特權關說事件也是層出不窮」，周黃忿忿不平地說，「制度遇上特權普遍都得轉彎......部內長期以來不僅漠視關說問題，甚至鼓勵基層遇到關說需積極處理，嚴重打擊基層士氣」。周黃建議，所有關切電郵、電話都要有正式紀錄，「正當關切就不用怕被記錄，以抵制特權關說現象，讓制度回歸正軌，而非充滿例外」。

「外館人員編制太少了......要處理國人打工度假、觀光，又要與當地政商交流、接待來訪的台灣政商人士，壓縮能推廣政務時間」，江謝點出外館人力難以應付突發狀況，「平時也許能夠負荷所有要務，但一旦發生緊急大事件，人力就會很吃緊」。張廖（化名）也說，國人將外交部當作24小時「褓姆中心」的案例時有所聞，坦言因為這一點，在報考外交特考時相當猶豫。

「畢竟報考外交人員是希望能夠努力拓展台灣的外交空間」，張廖表示，「但經常聽到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處理旅外國人的不合理要求，讓人很卻步」。不過戴楊（化名）認為，提供領事保護是外交人員重要的工作，也是外交的一環，「急難救助沒有太大的困擾，各國都有過度要求的人，但絕大多數尋求協助的國人都很客氣」。

我國外交空間受到中國極力打壓，挑戰愈來愈嚴峻，加上中國崛起，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內部都有中國籍職員，熟稔國際組織的規章與運作，更增加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困難。有鑑於此，除了訴諸價值理念等做法外，我國還必須從法律角度找到著力點，從法理層面加強論述、全力爭辯並維護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外交部因此增開「國際法組」，招考更多國際法人才，而接受《風傳媒》訪問的國際關係學者建議，外交部應該「用人唯才」，積極延攬外部人才，不應該被體制、年齡等因素綁著。

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曾經參與過我國對外談判的學者宋承恩稱，國際法領域也應要有一個國家級團隊，帶領國家方向，肯定蔡英文政府聘任職業律師出身的羅秉成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樣專業的人主導國家的法律事務，比較讓人安心」，並提到英國、美國，甚至連中國的外交部都有專業的國際法顧問，「英國還會彙編法律顧問的建議，非常嚴謹」，而我國外交部的法律顧問以國內法為主，著重於締結條約、協定後，進行國內法化的程序。

不過引渡、庇護、條約締結等都與國際法有關，但我國外交部目前採取個案外包，外包又是以研究案的形式，「但對於國家的法律問題，例如南海仲裁案，這是更專業的國際法問題，需要專業人才處理」，宋承恩強調，國際法事務不能常制式區分，並以我國參與漁業相關協議談判，「外交部只管國家地位，不管談判情況，但出去是一個團隊，不能切割」，此舉使得我國參與談判時，「有責任的人沒權力，有權力的沒責任」。

曾在外交部、國內外智庫任職的我國年輕學者張陳（化名）表示，外交不全然只是爭取國際關係，「外銷、內銷都很重要，台灣應要說服內部，以提振士氣」。張陳也直言，由於外交處境特殊，我國外交人員參與國際會議的實務經驗有限，而有經驗者思維已過時，「人員應增加專業性流動，特別是跨部會的橫向流動」，因為我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源重疊、缺乏協調，而透過借調外部人才，可以增加對不同領域的接觸面。

宋承恩則提到，我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言時，都是照著擬好的稿子唸，內容可能是會議15分鐘前在談的問題，整個沒辦法跟上進度應變。宋承恩稱，由於外交人員需要輪調，但無論是在國際組織內建立人脈，或深化對議題的熟悉度，都至少要2、3年時間，長久下來國際法學者對議題的認識比外交人員還要深，過去甚至有提議要將外交部的條約法律司併入國際組織司，顯示我國對國際法人才的不重視。

「現在國際條約大都是用英文撰寫，因此不只要熟悉法律，專業英文的訓練也很重要。」宋承恩也點出另一個我國國際法人才訓練很重要的方向：法律專業英文的訓練，無論是簽訂條約，或在國際法院進行訴訟，一字一句的選擇與使用都要非常謹慎。此外，體制外人才聘用還會面臨續聘限制，例如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法律顧問只能續聘1次，「國際法律事務是整個國家共同面對的事情，不是針對特定國家的關係，人員的任用上應該有不同的職能考量。」

宋承恩認為，現在外交部增加國際法組，考試當然是人才選用的方式，但也應該重視在職的訓練，「要有經驗的人在帶」，且應把法律人才職位制度化，因此人事法規要優先規範，並到外館實習，從工作中去學，建檔成為未來的教材，因為國際法談判經驗無法從別的國家取得，包括日本光華寮、美國雙橡園，到近期的英國林克穎引渡案，做完都要留下來，定期開放學界使用，讓後繼人士能有參考檔案，且能當成案例進行教學，「長遠來看是職位制度化，短期目標則是以處理法律專案為主」。

至於聘用外部人才，宋承恩表示，加拿大也有借調機制，「人才需要流通，增加現代做事方法，外部與體制內要有一定程度互通，體制太重形式不重成效，而現代模式必須要很靈活，不靈活沒有效率」。宋承恩直言，制度上的任用改革不是難事，機密內容可用權限分配，透過簽約來防範，「防弊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國民黨國際事務部前主任、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講師黃裕鈞強調，年齡不應該是問題。

「我認為一個好的外交人才有3個重要的條件：第一，是不是代表總統，第二是對政策的了解是否透徹，第三是否具有外交手腕。符合這3個條件就是好的外交人才。」黃裕鈞認為，政治任命與文官體系的人才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兩條線，能夠執行國家政策與總統指令的不一定要是政策官僚。對於「口譯哥」趙怡翔出任我國駐美代表處政治組長引發的爭議，黃裕鈞坦言，這項任命的法源依據和價值都可討論，但任人唯才，年紀、資歷不應該是阻擋人才的理由。

黃裕鈞說，「引進外部人才也可以促使體制內的公務人員進行腦力激盪，在最前線用不同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且再度強調，年紀不是評斷人才的原因，上一代的長輩批評年輕人只懂得小確幸，「但這些長輩也要思考，他們有給年輕人除了小確幸之外的機會嗎？」他還說，停留在否定年輕人、否定專業的思維，這樣國家不會有進步，「不能只在乎升遷，國家政策位置應擺在升遷之上」，並稱「新加坡公務人員轉進轉出，思維與民間一致，我國政府應思考此問題」。

此外，黃裕鈞認為人才之間的國際交流也非常重要，「外交人才的培育，第一個要問國際觀如何培養？」政府內部的人才應透過參加國際會議，交流理解區域國家之間的氛圍，「像是我們要知道北京與東協的關係，美國與東協的關係，還有東協成員國彼此間的關係」，黃裕鈞表示，政黨也是人才交流的平台，「國家要有一個宏觀的大戰略，改善兵跟將的養成，從業界招攬人才都是方法」。

黃裕鈞也說，外交部應改善部內的工作生態，「我不能理解外交部為什麼一直都是血汗工廠」，黃裕鈞直言，外交部內應該要改善工作效率，善用我國優勢，「我們雖然小，但我們有優勢，不能讓這樣的優勢漸漸消失」。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楊昊則建議，年輕人的聲音應該要被納進傳統的外交體制中，「年輕人有很多創新、有創意的想法，能提供傳統外交不一樣的觀點。」

楊昊認為，傳統外交強調國家主權，做任何決定和發言都要很嚴謹、嚴肅，但當代的外交方式與過去不同，需要有很多的彈性與創意，尤其我國外交處境的艱難，更需要靈活的策略將我國的故事行銷出去。現在外交部臉書粉專有許多年輕的團隊經營，他們能即時針對事件回應，創造討論和話題。透過外交部和外館的小編團隊，讓我國的形象在國際間不斷的被凸顯出來，與對岸硬邦邦的宣傳做出區別，更能凸顯我國民主自由的價值。